最近，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从过去对民营企业执行严苛的劳动法转为对企业的劳动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试图通过鼓励已经陷入困境的企业开工来提振经济。

数十个城市和省份最近宣布了对企业在雇佣劳工时的“轻微”违规行为惩罚的从轻从缓执行，例如在招聘过程中强迫员工危险地长时间工作或性别和种族歧视。

在中共国经济因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而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中共官员们称此举旨在“改善”商业环境并建立一个“全面的监管制度”。但显然，此举意在给企业松绑以拉动经济，而不是习近平高调推动的所谓“共同繁荣”，并减少社会不平等。

中共国曾经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和北京的街道现在常常是空无一人，沿海发达城市的复工率也一直因严酷的防疫政策而难以提升。

上个月，在与上海接壤的经济和出口重镇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表示，16种企业对员工的“轻微”犯罪可以被豁免，这包括没收工人的身份证以限制工人离开，迫使求职者求职时支付申请费等等。

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一份声明，宣称该举措将有助于“激发创业精神，加强执法，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江苏省省会南京和其他地区的律师和企业主表示，以前主要有利于工人的法官和仲裁员现在更有可能支持雇主。

驻南京的仲裁员戴夫·刘说，近几个月来，他所在辖区的工人只赢了约 10% 的滞纳金案件，与去年几乎 100% 的胜诉率相比出现了大幅逆转。

“虽然法律条文没有改变，但执法趋向于雇主，”刘说。他补充说，在困难时期，工人们有时不得不做出“小小的牺牲来保护更大的利益”。“如果一家公司因为监管过度而倒闭，每个人都会输，”刘补充道。“保护员工利益的最好方法是让雇主保持活力。”

武汉的营销助理王丽娜说，在官方宣布暂停惩罚那些强迫员工加班的雇主后，她很难向老板投诉强制加班。“经济衰退首当其冲的是普通工人而不是老板，”王说。

福建省东南部城市漳州一家食品厂的老板说，他现在只需要支付员工工伤工资的一小部分，而在以前，“曾经一名新入职的工人伤了手，我被迫给他 20 万元人民币，”该老板说。

但中共的这些转变并不意味着企业的营商环境更友好了。企业和员工是一体两面，对于中共来说都是被统治的对象。

当经济发展尚可时，企业夹在中共政府和普通百姓之间，既要吸收劳动人口提升就业率，又要充当政府和百姓之间矛盾的转嫁者。没有背景的中小企业几乎在劳动仲裁中没有任何权力可言。

而现在经济濒临崩溃，政府迫于日益严峻的经济压力不得不扶持中小企业以勉强维持经济运转，而对于雇员的劳动权力就不再保护。

此一时彼一时，中共的行为模式虽然在外界看来似乎前后矛盾，但无论是企业还是雇员都是只是中共统治下的韭菜而已。中共并不关心韭菜的生死，只是根据统治需要来决定割哪一片韭菜，怎样割韭菜罢了。

但现实情况来说，地方政府以牺牲工人为代价支持雇主可能会让已经处于高压锅状态、充满戾气的中国社会更加不稳定。虽然长期以来中共对内强力维稳，但当经济下行时，各地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严重制约维稳经费扩张，此时如果因劳工骚乱而导致群体事件爆发性增长，很难说会引发什么样的连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