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是一个天然的整体，而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真正做决策的是个人，其“自利”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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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们付出，我们收获，我们双手建立美好的未来。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生活中嵌入了政府，我们付出给政府，我们期待政府给与。政府伴随我们生老病死的所有过程。没有政府，我们不知道如何建立美好的未来。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大政府的崛起

1929年，一场始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被称为最后一个固守放任自由主义的美国总统胡佛，无力迅速扭转大萧条的局面。于是，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被选举为美国第32任总统。

随后，罗斯福总统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联邦政府开始大肆干预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美国的金融秩序逐渐得到恢复，经济有所好转，而联邦政府的权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

美国的“成功”被西方国家纷纷效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一个大的、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世界由此开始左转。

实证主义的谬误

支撑这一认知的，是实证主义——用事实和数据来评判理论对错。

初听起来，似乎无懈可击。

然而，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是绝对误导性的，因为“任何数据所代表的事实，必然需要通过理论框架本身来组织，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的事实’，数据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朱海就）。比如，罗斯巴德等人就认为，从更长的经济周期看，罗斯福新政的负面作用更大。那些支撑政府干预的数据和事实，既轻视了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忽略了时间周期。

在实证主义泛滥，干预主义、计划经济盛行的年代，始终保持清醒，并且开宗立派，捍卫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除了米塞斯、哈耶克等人，还有詹姆斯·布坎南。

布坎南将目光聚焦在“失灵”二字上。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因为市场会失灵，而让政府干预市场，甚至替代市场，那么政府就不会失灵吗?

布坎南的答案简单而直接：“政府不仅会失灵，且政府失灵的后果并不比市场失灵的后果更可取。”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考，布坎南于1959年提出了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被称之为“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所谓公共选择，是指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实际上就是政府选择。

在公共选择理论出现之前，人们往往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来看。当分析经济时，人们通常把市场里的人看作“经济人”，认为市场是由一个个自利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俗世中的饮食男女。而当分析政治时，却不自觉地把政府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政府是没有私利的，是福利主义的，政府里的人都是站在上帝视角的智者圣贤。

布坎南对此充满质疑，并创造性地将经济学思维用于对政治领域的制度研究。他认为，无论是市场中的经济人，还是政府中的各种角色，其本性都一样，“我们要把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布坎南在分析政府决策时的核心是以下三点：

• 分析对象上的个人主义。

政府不是一个天然的整体，而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真正做决策的是个人，而非集体。因此，分析政府选择的基本单位，应该是独立的个人，必须着眼于集体决策中的个人动机，以及影响个人动机的制度约束。

• 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倾向。

人们往往把“利”理解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而事实是，不同的人所追求的“利”是不一样的——财富、权力、声望等等；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追求的“利”，也在不断变动，但不管人们界定的“利”究竟是什么，都会只追求更多，而不是更少。

• 经济人理性假设。

布坎南认为，之所以在制度分析中需要经济人假设，是因为它设定了一种“底线”条件，或者说是最差情境，在这个基础之上推导出来的制度模式或政策措施，在实际运行中将遇到的实际环境只会比预想中更好，而不是更差，这能保证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

不难看出，布坎南的经济学思维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利是人的本性，人性是不变的，不会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社会条件能改变的，只是对人性善恶的放大或者抑制。因此，无论一个人是存在于市场上，还是“服务”于政府中，其“自利”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同时，人又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人们对“利”的界定，不仅受物质的诱惑，而且取决于人的思想、理念，甚至意识形态。比如，同样供职于政府，但有人追求名声，有人追求财富，有人追求权力，有人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觉……而这些其实都是广义上的“利”，实际情形是，为了追求不同的“利”，他们会利用手中掌管的公共权力，做出不同的政策、行为，进而对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

布坎南祛除了政府权力机构的天然公益性，把政治领域也视为一种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选民都是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政府行为天然也会逐利——是所有经济人为达成某种协议，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过程。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法限制和约束权力。

不存在完美政府

公共决策中人的行为的逐利性是长期以来几乎被所有人都忽略的大问题。

在现实世界中，每个公共决策者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拥有理性计算的能力，也都无法逃脱人类认知的局限，他们可能利益一致，更可能相互冲突，他们会为了达到某个目标相互妥协，也会相互竞争，他们身上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市场中的经济人。

因此，布坎南认为，任何公共决策，总是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任何政府既不可能“全能”，也不可能“仁慈”。这从根本上破除了人们对完美政府的幻想，也彻底动摇了其他呼吁政府干预、甚至替代市场的理论根基。

每当贫富差距、战争、经济危机出现，人们就会对自由市场产生怀疑，寄望于政府解决问题，而政府似乎也很少让人们失望——短期内，干预主义的确能带来经济增长，秩序稳定。

然而，陷入恐慌的人们总是容易忘记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能给予我们多少的人或组织，就一定可以拿走多少，甚至更多。睿智的思想家们总是在提醒世人：每当偏离古典自由主义一步，其实就是在偏离自由远一些。

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的四大基石：

• 以保护财产权为中心的个人权力；
• 拥有只服从法律，而不需要服从任何人的自由；
• 不进入企业家会议室和个人卧室的最小政府；
• 以个人自治为原点，政府干预为例外的社会自治。

资料来源：千字文华